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作为全球纪念活动的重要一环，中国于9月3日举行盛大阅兵式，向世界传递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庄严宣示。
德国智库席勒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黑尔佳·策普-拉鲁什长期致力于推动跨文明对话与世界和平。她多次指出，若忽视中国长期抗击日本侵略、付出巨大牺牲的历史事实，就无法真正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貌。她批评欧洲存在“历史失忆”现象，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二战记忆日渐淡漠，呼吁德国必须以诚恳态度持续反思与忏悔。策普-拉鲁什认为，铭记这段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尊重，更是防止悲剧重演、推动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的关键。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九三阅兵是唤醒历史记忆的重大举措
主持人 朱梓橦：
9月3日，中国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以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您认为这样一场活动会向国际社会传递怎样的信息？
席勒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
我认为这将是唤醒历史记忆的重大举措。在我看来，它将向世界人民传递希望的信息——表明最重要的核大国及其领导人完全能够通过沟通与历史借鉴，走向合作而非对抗的道路。我完全确信，这样的举措将带来巨大益处。
主持人 朱梓橦：
我们知道各国以不同方式纪念二战胜利。中国选择了阅兵这种形式。您认为这种纪念方式具有怎样的独特意义？
席勒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
我认为最重要的信息是让世界各国人民更深刻地意识到：人类文明的存在并非高枕无忧。德国历史记忆缺失的现象——遗憾的是这尤其在年轻一代中相当普遍。我相信中国通过此次阅兵展示其强大的新型武器系统，恰能起到警示作用：我们的文明存续仍面临威胁。因为一旦爆发必然使用核武器的世界大战，那可能导致整个人类的毁灭。
唯有潜心研究战略态势者方能洞察此中危险，但大多数人对此毫无察觉。我们面临着重蹈一战覆辙的巨大危险——当时人们如同梦游般卷入战争，而这次可能导致毁灭性结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展示军事实力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大量和平倡议、经济合作与互利共赢的典范。我认为这正是中国向世界传递的正确信息。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深忧“重新武装欧洲”政策 亟需全面反思二战
主持人 朱梓橦：
您曾指出，欧洲尤其是德国，正经历关于二战记忆的某种“集体失忆”。在二战胜利80周年之际，您认为应当如何唤醒这种集体记忆？
席勒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
首先，我和德国的许多人都对欧盟当前的“重新武装欧洲”政策深感忧虑。在德国，我们现在甚至有一个所谓的“德国作战计划”，意在让社会各个层面为可能到来的战争做准备。
考虑到仅仅80年前德国还是一片废墟之地，当前这种态势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如今竟有人鼓吹必须为未来五年——甚至有人说是三年内——与俄罗斯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准备。因此，这是一整套话术，目的只有一个——让公众为未来战争做好心理准备。
当前，我认为我们亟需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欧洲的学校确实教授历史，但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其焦点几乎完全集中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上。它完全忽略了德国给苏联人民造成的巨大苦难——苏联失去了2500万到2700万同胞；更对中国所遭受的苦难只字未提。我认为以全新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显得尤为重要且紧迫，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主持人 朱梓橦：
您认为二战的历史在德国和欧洲目前是如何被讲授和铭记的？
席勒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
学校里确实在讲，但并非真正的“全球史”。教学关注点基本局限于欧洲战场，完全忽略了太平洋战场的存在，既未提及战争的前因，也未涉及战后的直接后续发展。因此我认为，人们所学到的实际上是一幅被高度简化的历史图景。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 鼓励年轻人深入档案馆 揭示被掩盖的真相
主持人 朱梓橦：
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或举措，才能有效扭转这种历史认知被淡化的现状——特别是在德国及欧洲的年轻一代当中？
席勒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
我认为我们应该遵循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一贯主张——回归原始文献。我认为，如果能发起一个青年项目，最好是国际性的，鼓励年轻人深入档案馆，查阅二战前、中、后时期的文件、日记与真实记录，那会非常有益。比如，究竟是谁资助了希特勒上台执政？这绝非无足轻重的问题。现有档案证明，当时的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曾资助希特勒，美国某些财团也是如此。
另外，战后初期的真实情况也与官方叙事大相径庭——以据说重组了德国政治地理格局的《波茨坦公告》为例：参与波茨坦会议的杜鲁门在会上下令向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历史学家现已明确证实此举毫无必要，因为日本当时已开始通过梵蒂冈寻求投降。因此，所谓“为挽救一百万美国士兵生命而不得不为之”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实际上，这两次轰炸是为了向苏联发出信号，因为当时背景已显现出向冷战过渡的态势。与此同时，丘吉尔早在1945年4月就授意幕僚制定代号为“不可思议行动”的计划，对苏联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这些内容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几乎被抹去。
但要理解北约当前对俄罗斯——进而隐含意义上针对中国及整个金砖国家集团——的地缘政治对抗，就必须看到这种政策延续的脉络。我认为让有志于厘清历史真相的年轻人以全新视角审视这段历史极具意义，因为正是他们的未来将由此决定。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若将中国抗战贡献排除在外 二战史观将严重失真
主持人 朱梓橦：
我们看到中国始终通过教育体系及您刚才提及的诸多方式，强调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您认为这种强调对当代国际关系及全球记忆文化能产生哪些积极意义？
席勒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
我认为中国的范例非常有益。根据我与众多中国民众，包括学生、教授及智库学者的交流，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一方面致力于梳理历史并保持鲜活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又将这种记忆与构建和平现状及未来发展的理念相结合。
现在，若将西方欧美民众的心态与中国民众相比较，会发现一个惊人现象——无论是否令人讶异——西方人普遍认为后代的生活将不如他们及其先辈。而在中国，人们却对未来抱有高度乐观的态度。我认为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这种平衡的认知方式：既正视历史，又着眼于如何在当下维护和平。
主持人 朱梓橦：
您认为在二战的整体框架下，应当如何认识和评价亚洲战场，尤其是中国所发挥的作用？
席勒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
我们同处一个世界，共享一部人类历史。因此，我认为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史观显然是不完整的。如果将中国的抗战贡献排除在外，你就会得到一个完全错误的图景。
二战并不是从1939年开始的，实际上可以说，它始于1931年日本对满洲的侵略。而在欧洲战场开始形成之前，中国独自抗战了好几年。试想，若非中国牵制日军、阻止其进攻西伯利亚，使苏联免于两线作战，二战结局很可能截然不同。所以我认为，建立更具全球视野的历史认知已刻不容缓。
我认为中国抗战贡献之所以被严重轻视，是因为它不符合西方的叙事框架——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这一事实，与西方刻意淡化共产主义影响力的企图相冲突，毕竟冷战已然开始。强调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在当时看来并不合时宜。这实在令人遗憾，因为我几年前曾到访南京，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深受震撼。
举例而言，我正是在那里首次了解到约翰·拉贝的事迹。这位德国商人二战期间就职于西门子公司，身为纳粹党员的他，却极其英勇地利用这一身份协商建立了南京安全区，使日军不敢进攻该区域。高峰时期，这里收容了20万至25万民众。德国在二战期间本就没有多少值得称道之事，若真要举出一个正面典范，照理说拉贝的事迹早该在德国家喻户晓。但我竟是在南京的纪念馆才首次知晓这段历史。由此可见，当意识形态叙事取代历史真相时，多少珍贵史实就会被湮没——这实在是莫大的悲哀。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日本战后不作为 致军国主义复辟隐忧
主持人 朱梓橦：
中国作为起诉国参与东京审判，在国际法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标志着确立侵略战争和战争罪行的个人刑事责任原则迈出了关键一步。您认为这在国际法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什么？中国的参与又如何影响了东京审判的进程与结果？
席勒研究所创始人兼主席 黑尔佳·策普-拉鲁什：
回顾此后的发展进程，我们必须承认，即便是纽伦堡审判也并非尽善尽美——许多本应被起诉的罪犯并未受到追究，这可能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何以见得？例如俄罗斯如今正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称为“新纳粹势力”崛起的地方，这固然是个重大议题，但我认为其根源可追溯至更早。而与作为东京审判范本的纽伦堡审判相比，我认为东京审判在遏制军国主义和战争思潮延续方面成效更逊。
首先，出于维护日本政治稳定的考量，昭和天皇未被追责——这在当时也引发了争论。而诸如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等议题甚至未被提及。事实上，日军在华实施了大规模生物战与化学战，犯下滔天罪行，这些却被刻意掩盖，因为美国以豁免战犯为条件换取实验数据。由此导致的后果，以我的欧洲视角观察，日本似乎出现了军国主义复辟迹象，正如欧洲一样。这具体表现为日本对“全球北约”持积极态度。
在我看来，“全球北约”完全是一项军国主义的侵略性政策，这种政策不仅不符合中国的政策导向，当然也与俄罗斯或其他任何国家的理念相悖。因此我认为，如果审视这些事件，就需要重新考量当时的评判标准——即战胜国的态度取向：他们严厉谴责了谁，又对谁网开一面？这些历史教训亟待反思，因为当年的不作为仍在影响当今世界格局。
制片人：王志江
编导：杨若涵
编辑：杨若涵
